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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旅游高峰是经济的镜像。谁需要回家?

春节又来了。大家又要回家了。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你想不想回家?你想回家吗?谁想回家?谁不想回家?

这是个问题。

自古以来的“春运热潮”

如今,一提到春节,人们就会想到春节旅游高峰。所谓“春运潮”,是指春节期间大量人员跨越地理空间返乡的情况。

有人说“春运热”自古就有。所谓“交通”,要求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比如六国统一后,秦始皇修建了一条四通八达的全国范围的公路网,叫做赤道,被认为是秦朝的国道。据《汉书·嘉善传》、“(秦)为天下第一…路有五十步宽,树有三十尺厚,藏着金椎骨和松树。”也就是说道路宽69米,道路旁边有绿化,很科学。驰道是“天子之路”,但中间的“快车道”是给天子的,其他车和人都可以走在一旁。秦代除了驰道,还有直路、铁路等。当时,铁轨不是铁轨,而是硬木制成的,下面有枕木,车厢在上面以非常快的速度运行。所以,如果把“驰道”看成是“公路”,“轨道”就可以看成是古代的“高速铁路”。

除了基础设施,交通也很充裕。人力、畜力的轿子车也不少。有政府经营的和私人商业运输。到唐代,全国统一的商业运输价格体系基本形成。根据《唐六经》,在速度和里程上都有明确的标准。成本方面,整车1000公斤运费为900元。每100斤走100里路,运费是100条;走山坡路,运费120元。假期去福东旅游,但不会有太大影响。

交通系统这么完备,春运高峰怎么办?

老实说,一般来说,古代的流动人口还是相当少的,普通人没有机会离家太远。外出工作的主要是官员和商人。春节临近,大家通常都准备提前回家过年,大部分老板都不派工。如果有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乡的人,只能“祝他们好”。

当下意义上的“春运热潮”的出现

民国时期,随着铁路运输,人口流动性变大,“春运潮”问题也随之出现。从一些名著中可以看出。

1929年冬天,冰心决定从北京回上海过春节。由于战争频繁,不得不从北京开往上海的津浦铁路被军队暂时占领。乘客只好走海路:先坐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走海路到浦东,然后坐轮渡过黄浦江,再坐无轨电车到上海。这场磨难持续了八九天,其中艰难又惊心动魄。

1934年冬天,春节前,沈从文打算回家看母亲。他从北京出发到湘西,乘坐火车、公共汽车、轮船和轿子。他使用了所有现代和古代的交通工具,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才回到家。

程的文章曾经有过生动的记载,说他一抬脚就放不下了。“原来,我左脚的领地已经被别人占领了。踩在那里是别人的脚背;踩在这里是别人的脚背。”

但这些很可能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混乱有关。

这些可以说是春运热潮的一些“老故事”。

1954年,铁道部首次将春运高峰确定为春节前后一个月,春运客运办公室昼夜值班。当时日均客流73万,高峰客流90万。

1973年,在铁道部的通知中,首次出现了“春运客运”的提法。1980年,“春运热”一词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在此之前,“春运高峰”这个词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几次,但并不是指春节期间的大规模客运。在新华社数据库中,1980年12月18日的新华社电报第一次使用了“春运高峰”一词。

1978年,全国铁路运营里程只有5.17万公里,旅客列车时速只有43公里。1980年3月10日,春运高峰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春运高峰共运送旅客1.21亿人次。

日益高涨的“春运热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春运热”成为高频热搜词。

随着改革开放,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1992年春运高峰,农民工涌入广东。据《人民日报》1992年1月27日报道:“距离春节只有15天,北京火车站上下客人数将达到274万…春运高峰较去年同期增加16万余人,是近两年春运高峰客流最大的一年。”

而这只是中国春运热潮中大潮的历史性前奏。

1994年春运高峰客流量约12.2亿人次。

1995年,在春运高峰期,全国客运量达到14.28亿人次。国务院采取了五项措施:一是农民工用人单位应留不少于60%的农民工在当地过节;二是外来务工人员输入地区春节后一个月内暂停从外地招聘新的外来务工人员。

“就地过年”在当时出现,成为缓解春运高峰困难的手段之一。

1996年春运高峰,全国客运量约16.2亿人次。农民工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前一年留在工作地过春节的农民工都渴望返乡探亲。农民工跨省客流突破6000万人次。由于春节假期长,包括周末,假期持续七天,游客和游客数量将会增加。

在1998年春运高峰期,全国客运量达到18.2亿人次,再创历史新高。今年春运高峰出现了严重的海陆空旅客滞留现象。广州站了两天半的高峰,运送了50万人次,相当于运送了一个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

千禧年前后,春运高峰客流量波动较大。但在2005年后又开始上升。

2006年,春运高峰人数达到20亿。

2010年25.41亿人次。

2012年春运高峰,全国客运量首次突破31亿人次,比去年增加2亿多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超过2.2亿人次,日均客运量550万人次。春运高峰31.58亿人次中,公路、水路客运量占近28.9亿人次,是铁路客运量的13倍多。

2014年春运高峰客流量超过35亿人次。

世界上一半的人口正在迁移。

35亿,几乎是地球一半人口的数量。

事实上,中国春节旅游高峰是一个壮观的景象,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据有人分析,曾经,春运高峰一天的客流量相当于日本的人口。春运高峰的主力军是铁路。在“高峰”时期,铁路客流超过了美国人口,每天的火车乘客数量相当于瑞典全国人口。民航的客流量相当于整个英国人口的客流量,这40天里他们都坐了飞机。

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春运热潮的人可能还记忆犹新。当时客运全面告急,13个人挤在一个厕所里,有的火车甚至被弹簧压死,不能开车。当时,春节出行高峰造成的车辆、备件和配件损失仅达瓦万美元,不包括其他费用。这种“迁徙”的规模,首先当然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

中国文化中的“故乡”和“家庭”效应是重要因素。中国人一年四季都讲究阖家团圆,一定要一起吃个“团圆饭”,一起过除夕,一起迎接春节,再合适不过了。

“春运热潮”中的“运气”也是关键因素。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步步走来。21世纪头几年,2007年中国铁路里程仅占世界铁路总里程的6%,却完成了世界铁路总里程的23%,运输密度居世界第一。可以想象,面对春节出行高峰,压力是巨大的。

但更关键的原因是高速城市化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虽然管理部门曾经试图通过所谓的“市场化”手段进行调整,比如春运高峰期的加价,但并没有起到“调整”的作用,反而引起了非议。

2008年1月,女大学生在春运高峰期从容返乡时,被汹涌的人群推下站台。随后,北京开往四方青岛的动车组列车又发生一起重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春节旅游高峰是经济的镜像。

转眼间,21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就地过年”暂时冷却了春运热潮的热度。

事实上,在疫情之前,春运高峰的客流量已经连续几年下降。

我国铁路建设多年来经历高速发展,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运营里程占世界总里程的一半以上。有了航空运输,运力问题就大大解决了。为什么春运热潮的“量”反而减少了?

事实上,作为一个重大的传统节日,引发全国性的“大迁徙”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特殊性。

根据一些研究,春节出行高峰的客运数量与中国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速度一致。春运高峰客流增长最大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春运人数每年都创新高。数据显示,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向城市释放了大量劳动力。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只有几百万农民工,到21世纪初,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近2亿。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作、就业、学习,每年农历春节假期返乡人数和节后返岗人数的增加,春节出行高峰人数逐年增加。

其中,二元户籍制度还是人口在“故乡”和“异乡”之间不断往返的核心原因。

从客运规模变化来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春运高峰规模有所下降,与当时整体GDP增速略有下降几乎同步,也显示了春运高峰潮与就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疫情前几年春运高峰的规模下降,也可能与经济结构的新调整有关。说明城镇化由高速向高质量转变,户籍制度的开放性进一步加强。这也可能显示出人口变化和经济转型的压力。

附言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运高峰前三天,公路旅客出行约5750万人次,铁路约1480万人次,民航约247万人次,水路约109万人次,共计7586万人次,较2021年同期的5296万人次增长约43%,但较2020年同期的2.1亿人次下降约64%。

也就是说,春运热潮和整个经济一样,还在复苏。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像春运热潮几十年来的变化一样,春运热潮不仅本身带来了一些消费,也是整体经济的一个镜像。所以,期待大家回家的不仅仅是群众自己,也是整个宏观经济的期待。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消退,但基层防疫工作也很辛苦。每个人都要理解和服从防疫大局的需要。但是,如果防疫工作能做得更精细、更科学,更多的人能在春运高峰期重启返乡之路,就不应该只是返乡者的希望。

(作者万喆,经济学家,论文特约评论员)

(来源:该报)